“小科长是谁”？
——周树人。
“不熟悉”。
那他的笔名你总熟悉吧！
——鲁迅。
“熟悉。他不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吗？怎么又是小科长呢？”
我给你讲一段民国时期的往事——
上个世纪20年代，鲁迅供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佥事。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处级科长的职务。当时兼任教育部部长（那时叫教育总长）的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。说他“兼任”，是因为他当时还担任了另一个重要职务——北洋政府司法总长。
1924年，鲁迅应邀在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作讲师。时任校长杨荫榆因管理学生与学生发生冲突，引发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“驱杨运动”。学潮发展到北京各校千余人跑到教育总长章士钊家中抗议。由于鲁迅支持学生并参与了驱杨学潮，章总长便呈请北洋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，总理段祺瑞收到的当天便允准了章总长的这一“呈请”。
接到免职令，鲁迅义愤填膺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“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，控章士钊。”
平政院是当年北洋政府审理行政诉讼和官吏违法行为的裁判机关。鲁迅向平政院缴纳了三十“大洋”诉讼费后，有好事者问他：“你请不请律师？”鲁迅回答：“这事我自己来。”
好一个“这事我自己来”！
这位好事者也不想想，鲁迅何许人也。他虽不是法律科班出身，但却出生在“绍兴师爷”之乡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鲁迅天生就是个“刀笔吏”，普通律师那点技能哪能入他的法眼？
莫看鲁迅不是“法律人”，但他却吃准了这场官司。因为按照当时北洋政府制定的《文官惩戒条例》和《文官保障法草案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政府要对一个官员免职，应当先交付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讨论同意后方可对其免职。
章总长在对鲁迅免职的呈文中虽然也写有“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，以完法律手续”。但却事先没有做。鲁科长正是抓住了章部长的这一软肋起诉了章部长。
作为司法、教育两总长集于一身的章士钊当然也不是吃素的。当他接到鲁科长的诉状副本后，写出了被鲁迅称之为“很斤斤于‘无故’之辩”且文采斐然的答辩状。
譬如，针对鲁迅出任女师大学校维持会委员一职，章总长在答辩状写到：“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，该员又不声明否认，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，既情理之所难容，亦法律之所不许。······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，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（鲁迅）免职，十三日由执政(段祺瑞)明令照准······”
对章总长的答辩，按鲁科长的性格岂有不反驳之理？他写道：“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，系在八月十三日，而该总长呈请免职，据称在十二日，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？”鲁迅就是鲁迅，抓住要害，一剑封喉。
面对鲁迅的针锋相对，章总长也只好委婉承认“补办”程序确实违法。但他辩解说，鉴于当时女子学堂形势所在，如果不及时处分鲁迅，怕其他人效仿，学潮将更加难以平息。
1926年3月23日，平政院经审理作出裁决：判章士钊对鲁迅的免职呈请违法，撤销了教育部对鲁迅的处分。这场“小科长状告大部长”的官司，以小科长鲁迅的完胜而告终。
如果此事以平政院的一纸裁决就彻底了结，鲁迅就不是那“一个也不宽恕”的鲁迅了。数着补发工资又官复原职的鲁迅意犹未尽，在他后来写的那篇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著名文章中，再拿此官司说事儿，把已经辞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又“洗涮”了一盘。
其实章士钊先生并非是“恶人”。他不仅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大政治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而且是民国著名的大律师。他还是共产党的好朋友，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作出过特殊的贡献，有着不解之缘。
1920年，他资助毛泽东两万大洋巨款，被毛泽东用于资助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和自己从事革命活动；他促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姻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“我失骄杨君失柳，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”的名句；他曾为入狱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辩护，其精彩绝伦的辩护词被当时的媒体刊出后，轰动全国；当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，章士钊先生为毛的安全着想，手心写“走”示毛。
1957年整风运动，章士钊因发言：“物必自腐而后虫生”惹祸。毛泽东念及当年旧情。下令予以“特赦”，章先生避免了一场灾难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作为曾经当过律师的章士钊，对不经人大代表大会罢免，就将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的做法很不理解，写信给毛为刘少奇求情。毛阅信后再一次念及旧情，没有给章难堪。只是草草给他回了几句话。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大律师从此不再过问政治，一头钻进了他的《柳文指要》的写作之中。这部巨著虽然是章士钊先生花半生心血研究的学术成果。但按当时的政治生态却是不可能出版的。然而经毛泽东特许得以出版，还被周恩来以隆重的礼物送给了1972年为中美建交来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。
1973年，章士钊先生病逝于香港，享年92岁。就连他驾鹤西去的日子都和中共有缘。7月1日。
章士钊先生有一养女名叫章含之，被称为新中国外交界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。她还是毛泽东的英文老师；中国前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第二任妻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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